潘(pan)光旦的“优生学”研(yan)讨，虽(sui)曾被鲁迅老师不点名(ming)地挖苦过，但他聚焦嘉兴，沉潜于家(jia)谱(pu)、年谱(pu)、方志、会试硃卷等浩繁文献当中，以近乎生物学家(jia)绘制物种谱(pu)系般的严谨，创造性地勾画出数十幅(fu)“血系表”。那(na)些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人物，在这(zhe)字里行间被重(zhong)新(xin)串(chuan)联起来——家(jia)属(shu)的繁衍、婚姻之联结、地舆的迁徙，从抽象的时空中被一一勾画，化作可触可视的布局。在潘(pan)氏看来，传统(tong)我国的血缘收集，每每是人才(cai)产生的渊薮。望族(zu)兴衰的缘故原(yuan)由之一，在于遗传与教(jiao)诲的交互感化。他的结论耐人寻味：望族(zu)之兴盛，自有其可循的轨迹，这(zhe)不纯(chun)是豪杰史观，而是一种深植于血脉与社会布局的历史洞察。潘(pan)光旦的眼(yan)光，穿透了文本纸页，瞥见其背后那(na)张无形却坚固(gu)的网。他将“人”放回“群”中，将“天才(cai)”复原(yuan)到“血脉”里：一个人的造诣，从来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一张血缘、地缘与期间交织收集里发展出的花朵。

值得(de)注意的是，潘(pan)光旦的眼(yan)光并未范围于嘉兴一地。他不但聚焦于谭氏等郡中望族(zu)的血脉绵(mian)亘，而且还循着明朝的《休宁名(ming)族(zu)志》、《新(xin)安大族(zu)志》等，一路追溯至徽州的千(qian)山(shan)万(wan)壑(he)，勾画出一些家(jia)属(shu)迁徙的路线。在他笔(bi)下，望族(zu)之兴从来不是一隅的静水深流，而是跨地域的江河奔涌。但是，若循着潘(pan)氏的方法再思一层，便会发现另(ling)外一种景物——迁居嘉兴者，虽(sui)然(ran)颇多衣冠望族(zu)，却亦有无数不见经传的炊爨负薪之徒，他们未入谱(pu)牒，未列硃卷，未曾留下足以载入“血系表”的姓名(ming)，犹如(ru)杭、嘉、湖平原(yuan)旷野上最平常的杂草，岁岁隆替，无人记取。但是，恰正是这(zhe)些知(zhi)名(ming)者的踪(zong)影，织成了江南草根社会的经纬。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叙事，而是复数的低语：有人在高处留名(ming)，有人则在暗地生根。后者的缄默沉静不是虚无，而是一种真(zhen)实的存在，它映照出“望族(zu)”誊写背后那(na)片尚未被倾听(ting)、无边无涯的回声(sheng)。

潘(pan)光旦：《明清两代(dai)嘉兴的望族(zu)》

明清期间，徽人向嘉兴府之移徙浮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从文献纪录来看，万(wan)历《嘉兴府志》的“流寓”卷中尚未出现徽州人的姓名(ming)，仿佛这(zhe)片水乡(xiang)还保持着原(yuan)初的平静。但历史的原(yuan)形从不与笔(bi)墨之誊写同(tong)步，当方志编辑者还在斟(zhen)酌格式、厘定去取，运河之柔波早已载着徽人之舟，悄然(ran)渗透水乡(xiang)泽国的大小市镇。他们的抵达(da)，远早于被纪录；他们的存在，远多于被看见。

后代(dai)方志里，留下过如(ru)许一些名(ming)字——他们从徽州而来，飘絮若蓬，在嘉兴的土地上，活成了另(ling)一种模样(yang)。嘉靖年间的休宁人戴琼挂冠而去，在梅会里筑百顺(shun)堂，“肆情诗酒，洎(ji)如(ru)也”，将徽州文人的风骨化作禾中烟雨。此后，百顺(shun)堂成了当地文坛雅(ya)集的重(zhong)要场合(he)，茶香气(qi)扑鼻和墨香气(qi)扑鼻交织，徽州学风与嘉兴文风在此水乳(ru)融会。这(zhe)一幕，好似徽人在嘉兴流动的隐喻：初时肃然(ran)无声(sheng)，继而急转直(zhi)下，终成不可或缺的存在。崇祯年间，汪砢玉出自徽商世家(jia)，担任山(shan)东盐运使判(pan)官，保藏丰(feng)夥(huo)，精于赏鉴，辑有《珊瑚网》、《鸳水月社篇》等书(shu)，将文人雅(ya)趣与贩子之夺目融于一身。异样(yang)沿着运河而来的还有年青的鲍廷博：乾隆年间，这(zhe)位歙(she)县少年随父迁居桐乡(xiang)青镇杨树(shu)湾时，或许不曾想到，日后他会以商籍生员身份进献善(shan)本六百余种，其《唐阙史》获乾隆御(yu)题，更以《知(zhi)不足斋(zhai)丛书(shu)》名(ming)动天下。他的图书(shu)馆(guan)里，徽州刻工的精湛与嘉兴校勘家(jia)之严谨相得(de)益彰(zhang)。鲍氏最令人敬佩(pei)之处，在于其将私家(jia)藏书(shu)转化为大众文化资源——那(na)些珍(zhen)籍从架下流向人间，犹如(ru)徽州人的血脉，从群山(shan)流进水乡(xiang)，滋养了一大片广袤的土地。别的，金德瑛的故事亦颇为典型——这(zhe)位祖(zu)籍休宁瓯山(shan)的读书(shu)人，最后入杭州仁和县学，后成为秀水汪氏女婿。在金佗(tuo)园(yuan)读书(shu)时，他既保持着徽州人勤学苦读的传统(tong)，又(you)兼采嘉兴文人的务实学风。经过婚姻融入当地望族(zu)，表面(mian)上是个人选(xuan)择，实则是文化融会的缩影。对此，潘(pan)光旦利用徽州谱(pu)牒总结：金氏“本休宁程氏，元至元间，娶于金氏，即改(gai)姓金。清初始原(yuan)籍浙江仁和，两传至德瑛，就婚于秀水汪氏（客籍亦徽州），又(you)迁居秀水”。——每一次迁徙，每一次婚娶，都是一次身份的重(zhong)新(xin)塑(su)造。而在《明清两代(dai)的嘉兴望族(zu)》中，从休宁迁桐乡(xiang)再迁平湖的朱氏等，不外是无数雷同(tong)故事的几个注脚……这(zhe)些细节犹如(ru)时光的碎片，拼凑出徽人在嘉兴的生活图景。明白此一期间背景，他们便不但是文献中冰冷的姓名(ming)，而是一个个具有温度的生命。在他乡(xiang)的晨(chen)昏(hun)里，他们用分歧的方式安放身心(xin)，既保留了徽州人的本色，又(you)慢慢融入嘉兴的水土。就像侨(qiao)寓地义(yi)园(yuan)里新(xin)栽的黄山(shan)松，既带着水云深处的山(shan)乡(xiang)气(qi)味，又(you)在江南的雨露滋养中萌(meng)出新(xin)绿。

在嘉兴，许多徽州人居廛列肆，操奇计赢(ying)，从事典当、盐业、木材、南货、丝(si)绸等行当。个中，府城和嘉善(shan)县西塘镇是徽商流动最为重(zhong)要的两大中央。大批移民纷至沓(da)来，一些人婚媾(gou)相依，乐土适所，贸迁既久，渐成土著；而另(ling)外一些治生乏(fa)术、命运多舛者则潦倒颓唐，甚或转徙沟壑(he)赉恨以没，终成异域孤魂(hun)。同(tong)一片土地上，有人落户，有人飘零——这(zhe)便是移民史最真(zhen)实的底色：一半是融入的暖，一半是飘零之寒。所幸，总有一些人朝谋(mou)夕虑，情殷梓(zi)谊，他们不忍见同(tong)亲枯骨抛洒，于是出面(mian)牵头，恤灾济困，泽及枯骸：一座座善(shan)堂、义(yi)园(yuan)，便在江南的烟雨中次第(di)绽(zhan)放。嘉善(shan)县的存仁堂义(yi)园(yuan)，由徽人汪晓堂即是嘉庆五年（1800年）捐献构筑，用于寄停同(tong)亲旅榇(chen)，后毁于咸同(tong)兵燹，并于战后重(zhong)修。翳荫堂及其关联的广仁堂，则位于府城附郭秀水和嘉兴，拥有相称规(gui)模的义(yi)冢和停厝用地。这(zhe)些义(yi)冢、义(yi)园(yuan)，是无数徽商在市井巷(xiang)陌间织就的温情之网。每当同(tong)亲客逝世异地，诸多好善(shan)慕义(yi)的徽商便挽(wan)起袖(xiu)襟捧(peng)出银钱(qian)，于是，存仁堂、翳荫堂、广仁堂——这(zhe)些善(shan)所及义(yi)园(yuan)如(ru)花绽(zhan)放，好似在江南水乡(xiang)种下的乡(xiang)梓(zi)之莲，它们不争春景春色，却默默守护着每一个漂(piao)流的魂(hun)魄，让生命之终章葆有最后的体面(mian)。

提及西塘镇典铺的清朝徽州手札(zha)原(yuan)件

1921年徽商在嘉兴的诉讼案卷

关于翳荫堂的详细纪录寥若晨(chen)星(xing)，除(chu)方志大略提及以外，仅(jin)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申报》一角所刊的捐款(kuan)通告(gao)。该(gai)通告(gao)列出了到场翳荫堂捐造停柩房屋的徽州商号及个人名(ming)单，揭示了捐款(kuan)者的组(zu)成，包含漆号、纸栈、茶号、墨庄和药店等，反应了清末徽商在嘉兴的行业漫衍，墨迹间犹带市声(sheng)：万(wan)源漆号的彩漆清香气(qi)扑鼻氤氲在字里行间，胡开文墨庄的松烟墨韵渗透纸背，而老汪裕泰的茶香气(qi)扑鼻则在字缝里散收回一缕温馨的芬芳，还有巨诚昶、南聚兴、方涵春堂……一个个店铺从历史深处浮现，仿佛是夜幕初降旧街巷(xiang)里次第(di)亮起的灯火，那(na)每一盏灯火背后，都是一群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曾经跳(tiao)动的心(xin)脏。这(zhe)些商号主人慷慨取出叮(ding)当作响的银元，不是为博青史虚名(ming)，而是源自乡(xiang)邻同(tong)井间最朴素(su)的念想：本日筑檐遮雨，明日自有天晴(qing)。这(zhe)是街衢巷(xiang)陌间的生存智(zhi)慧，更是设身处地的人间温情。

（二）

儒家(jia)典范《中庸》曾曰：“虽(sui)善(shan)无征，无征不信。”在浩如(ru)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征信录是一种公开财(cai)务收支、以昭信实的特殊档案，它依靠的不是强制性的法律(lu)约束，而是因果(guo)报应的品(pin)德自律(lu)；它追求的不但是财(cai)务透明，更是共同(tong)体成员之间的一种相互信托。它以较低成本构建了公信力(li)，将抽象的信托化为具体的账册，将迢遥的因果(guo)系于眼(yan)前的笔(bi)墨。此一独特门类，体现的是传统(tong)期间我国人特有的智(zhi)慧，向来就受到历史学界的重(zhong)视。百余年来，中外皆(jie)有很多学者藉由征信录的历史叙事，探(tan)讨会馆(guan)之肌理、善(shan)堂之脉络。由于征信录具有难过的时间纵深感，同(tong)一会馆(guan)、善(shan)堂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征信录连续存世，让我们得(de)以考察此类构造的生命历程。这(zhe)类连续性激(ji)活了冷冰冰的数字，让人们得(de)以追踪(zong)规(gui)章制度的嬗变，感觉收支规(gui)模之起伏，见证奇迹兴衰的轨迹。那(na)些看似枯燥的笔(bi)墨背后，跃动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轨迹，连接的是一张张复杂的社会收集。每一笔(bi)数字都在诉说着一个期间的名(ming)誉故事，每一页故纸都承载着一方寰宇的公义(yi)精神。往常我们重(zhong)读这(zhe)些征信录，犹如(ru)是与祖(zu)先促膝长(chang)谈，它报告(gao)我们：诚信向来不是抽象的说教(jiao)，而是具体的实践；公义(yi)从来不是迢遥的理想，而是日复一日的服从。在这(zhe)数字与墨香气(qi)扑鼻的交织中，传统(tong)期间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一种地域文化的根脉，却在故纸间生生不息。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散落民间的徽商征信录，在野外调(diao)查中渐次浮出水面(mian)。笔(bi)者手头这(zhe)册略有残损的《翳荫堂征信录》，正是如(ru)许一部值得(de)细细研(yan)读的文本。

新(xin)见刊本《翳荫堂征信录》

新(xin)见刊本《翳荫堂征信录》是迄今所知(zhi)有关徽商在嘉兴流动最为翔实的一份文献，它纪录了一个慈悲构造的财(cai)务收支与运作状况，为研(yan)讨清朝商帮在异地的社会构造与慈悲流动，供应了珍(zhen)贵的一手材料——那(na)是同(tong)治四(si)年（1865年）的早春仲春，嘉兴城刚(gang)从战火中苏醒，徽商方成胥、程佩(pei)玉、胡心(xin)田等人便踏着残垣断壁，来到南门外的义(yi)园(yuan)旧址，眼(yan)前的情形令人心(xin)碎：兵燹毁弃之余，青燐遍野，骸骨暴露于凄风苦雨当中。他们立即雇人掩骼埋(mai)胔，表阡立碣。这(zhe)场对殡房兆域的整理持续了整个春季，账簿上详细纪录着每一笔(bi)开消：雇工抬棺若干文，购置(zhi)草席若干文，购置(zhi)石灰若干文......这(zhe)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徽商对乡(xiang)谊最温暖的守护。征信录上只载数字，但在这(zhe)收主流水间，我们明白体会到最深邃深挚的伤悲。

徽商建立的善(shan)堂，主要功能是寄厝同(tong)亲旅榇(chen)、供应义(yi)冢安葬，并帮助(zhu)运柩回籍。表面(mian)上，这(zhe)是异村夫操持身后事的所在；深层次而言，实则是徽商群体在官府体制以外构建自治空间的重(zhong)要尝试。在士(shi)绅主导的江南社会，身羁客地的外来商帮要想驻(zhu)足，必需控制一种超出贸易的社会权(quan)利。而殡葬事件触及土地、风俗及地方行政，正是最能彰(zhang)显话语权(quan)的领域。徽商暌违故里，留滞遐方，以积德积德博得(de)官方认可，一定程度上是以白银赎买了部分的社会权(quan)利，从而将本身从“外来者”变为地方次序的一部分。

翳荫堂之经费，有相称多是来自对茶箱的抽捐，每箱茶叶抽捐二文至十二文不等，表面(mian)上是自愿，实则是带有强制性质的“慈悲税”。征信录中频仍出现的“江裕昌”、“协茂广”等茶栈商号，组(zu)成了一个严密的征收收集。这(zhe)套机制与太平天国后的社会控制需要高度契合(he)——战后江南满目疮痍，官府力(li)有未逮，各地徽州善(shan)堂重(zhong)修并逐渐走向联合(he)。从同(tong)治八年（1869年）之“四(si)善(shan)堂”（嘉兴、闵(min)行、松江、余杭）扩展至两年后新(xin)增塘栖、南浔的“六善(shan)堂”。“六善(shan)堂”之联动，犹如(ru)一曲江南丝(si)竹独奏，而各堂司事们则仿佛是技艺精湛的乐师，类聚群分，在长(chang)江三角洲(zhou)的水网间奏响了一曲动人的慈悲交响。茶箱抽捐是这(zhe)首乐曲的主旋(xuan)律(lu)，穿梭于江南的松江府、湖州府、嘉兴府和杭州府之间，将分散的善(shan)举编织成一张温暖的生命之网。在当时，以上海为茶捐统(tong)筹(chou)中央，统(tong)一抽捐标准，经费则由六堂均分，协同(tong)处理苏、松、杭、嘉、湖区域的徽人善(shan)后事宜。歙(she)商江明德在串(chuan)联善(shan)堂、劝(quan)募茶捐中发挥了关键感化，而杭州惟善(shan)堂则依附其地处钱(qian)塘江口的地位，成为协调(diao)旅榇(chen)转运的焦点枢(shu)纽，那(na)些客逝世异域的徽人，便是经过这(zhe)里，踏上归乡(xiang)的最后一段旱路。

1662年之后的嘉兴府

运河之上，当年往来运送(song)旅榇(chen)的船只，曾是一道(dao)独特的景物。每条船都严格依照《公议事宜》之划定：自禾（嘉兴）至徽每具路费三千(qian)五百文，出厝装船抬力(li)五十文，杭州北新(xin)关至江干徽州塘六百文......每一文钱(qian)，皆(jie)曾细细算过，每一段路，都被明文标定，这(zhe)不但是贩子的斤斤计较，更重(zhong)要的是为逝者铺就了一条有据(ju)可循的归程。最堪玩味处，是在渔梁坝的过坝细节。由于水势湍急，非特地簰工不能操纵。每具灵柩过坝，需支付六十文，此一代(dai)价经过多方协商，终究由歙(she)县知(zhi)县刻碑昭示，成为不可变更的定规(gui)。这(zhe)些经过官府立碑确认，申明徽商成功地将民间老例转化为官方认可的制度安排。

征信录中最令人动容的，每每不是那(na)些大笔(bi)的捐输，而是一些巨大细节。运柩归乡(xiang)的账目里，有一条迥(jiong)殊的划定：“柩至徽州各埠，有委系极贫路远、雇抬无措者”，给予上山(shan)费钱(qian)一千(qian)文。那(na)些连下葬力(li)资都付不起的极贫之家(jia)，在这(zhe)一千(qian)文面(mian)前，终究有了最后的体面(mian)。这(zhe)些精确到文的账目，一条一条，编织成一张温暖的网——那(na)是旅外徽商用最精密的贸易头脑，经营着最温暖的人间情意。跳(tiao)跃在征信录里最多的便是名(ming)字，那(na)条通往黄山(shan)的归葬之路，是徽商用脚步刻进大地的精神地图。每一具返乡(xiang)的灵柩，都在诉说着一个悲伤且动人的故事：生前，他们在这(zhe)条旱路上追逐空想；身后，他们的魂(hun)魄仍要循着星(xing)斗与水程指引(yin)，回到皖南的云雾(wu)深处。“望黄山(shan)馆(guan)”这(zhe)个被泪水浸透的名(ming)字，道(dao)尽了他乡(xiang)游子最深邃深挚的乡(xiang)愁——无论走很多远，魂(hun)梦所系，永远是徽州的那(na)一抹青葱(cong)山(shan)色。那(na)山(shan)色，是来处，也是归程，是起点，也是终点。

在嘉兴《翳荫堂征信录》中，有“同(tong)治四(si)年春仲春司事经募埋(mai)葬翳荫堂骸棺兼葬广仁堂朽棺经费”乐善(shan)捐输芳名(ming)、“同(tong)治四(si)年春季埋(mai)葬两堂棺木用度”、同(tong)治七(qi)年至十二年“各宝栈代(dai)收茶捐总数”、同(tong)治十一年九(jiu)月起至十三年“永生愿”、“重(zhong)兴翳荫堂各善(shan)士(shi)捐输芳名(ming)”和同(tong)治九(jiu)年至十三年“重(zhong)兴翳荫堂各用”等。掀开《翳荫堂征信录》，册页上密密层层的数字便跳(tiao)了出来，像是新(xin)安江上的涟漪，一圈圈涟漪开去，荡进百多年前的时光里。周楷生捐十愿，一元楼捐六愿，乾泰南号也捐六愿……那(na)些数字和名(ming)字在时光里跳(tiao)动，像是有了生命。本来慈祥就是如(ru)许具体的事项：是装船抬力(li)五十文，是六十文的过坝费，是进厝抬力(li)的一百四(si)十文。它们像针脚一样(yang)，将团圆的人心(xin)细细补缀，让漂(piao)流的魂(hun)魄找到了回家(jia)的路。与茶箱相干的笔(bi)墨更是耐人寻味——同(tong)治七(qi)年（1868年）的帐本上写着：“每箱捐钱(qian)四(si)文。”遐想当年，那(na)些贴着标签的茶箱，从屯溪动身，顺(shun)着新(xin)安江漂(piao)下，每过一个船埠，就多出一份悬念。茶箱到了上海，内里的茶叶被卖掉了，但那(na)众多的四(si)文钱(qian)却像种子一样(yang)，在他乡(xiang)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人们借此甃梁葺宇，终究铺就了翳荫堂的鳞鳞鸳瓦，也雕刻出广仁堂的棹楔(xie)鸱吻。

1947年的“新(xin)安翳荫堂票”

征信录上的那(na)些名(ming)字，密密地排在一路，像一场横亘百年的无声(sheng)聚会会议。墨迹深处，仿佛还能看见长(chang)衫的身影，从嘉兴府的青石板路上匆匆掠过——袖(xiu)中藏着辅导迷津的商编旅程，内心(xin)却揣着望不见底的乡(xiang)愁。征信录所展示的此类超出功利之善(shan)行，好似水墨画中的留白，在繁华的贸易图景中开辟出一片精神的净土。徽州朝奉之夺目在于懂(dong)得(de)：真(zhen)正的贸易版图，不但要有店铺货栈，更要有安放乡(xiang)魂(hun)之所在。翻过一页页冰冷的笔(bi)墨，窥(kui)见的不但是算盘珠子拨弄出的夺目，更是人心(xin)深处最柔软的褶皱。生意以外的扶孤恤贫、济急周乏(fa)，这(zhe)些看似“无用”之事，恰恰组(zu)成了他们安居乐业的“大用”。数字是最无情的，偏生记得(de)最长(chang)久，岁远年深，那(na)些捐银的人们早已化作尘土，惟有这(zhe)些墨迹依旧鲜活，在江南的迷濛烟雨中，轻声(sheng)诉说着谁人期间最风雅(ya)的算计和最算计的温顺(shun)。百余年后，我们隔着逝水时光重(zhong)读这(zhe)些笔(bi)墨，依旧能够感觉到一种温热。

（三）

明清期间徽人向嘉兴府的迁徙，绝非零星(xing)的漂(piao)流，实可视作江南“无徽不成镇”海潮中一道(dao)深重(zhong)的刻痕。他们如(ru)水流漫溢，既迫(po)切渴(ke)望融入新(xin)的社会环(huan)境，又(you)顽固(gu)地保持着原(yuan)有的文化认同(tong)。学术上的“移民史”，说究竟不外是人世间罕见的聚散离(li)合(he)，可仔细斟(zhen)酌，却永远带着乡(xiang)愁的余温，在旧梦与新(xin)欢之间，写尽漂(piao)流者的欢乐与苍凉。欢乐是他乡(xiang)的灯火，苍凉则是故园(yuan)的明月。那(na)些徽州人听(ting)见相求，亲善(shan)桑梓(zi)，在江南的膏(gao)腴(yu)之地悄然(ran)织起一张无形的大网，网的一端系着桑梓(zi)故里的村落、宗祠，而在另(ling)一端则连着长(chang)三角各地新(xin)兴的市镇。乡(xiang)关遥隔，他们循着商路而布点，从祖(zu)籍地缘转向新(xin)的社会圈，凭科举叩(kou)开士(shi)林，以婚姻交织血脉，兴善(shan)举赢(ying)得(de)信托——每一步融入，都是一次身份的重(zhong)置(zhi)；每一度回望，都是一场记忆的苏醒。此般融会，恰如(ru)运河之水，既来自周遭(zao)的山(shan)涧溪流，又(you)沟通烟波浩淼的太湖，在彼此互动间生生不息。

清朝徽商在嘉兴府的“信底”（手札(zha)抄(chao)誊底稿）

民国期间歙(she)县与嘉兴的“两地书(shu)”

长(chang)水悠悠，徽州人在嘉兴府的故事，终究是一曲关于乡(xiang)愁与融入的浅斟(zhen)低唱。他们操着渐染(ran)吴侬软语的新(xin)安方言，烹着改(gai)进火腿笋干的徽菜羹汤，即便代(dai)远年湮时移境异，亦仍在江南烟雨间眺望田园(yuan)云山(shan)。这(zhe)些徽州人，犹如(ru)是被春风吹散的蒲(pu)公英种子，飘过黄山(shan)白岳，越过练江歙(she)浦，落在嘉兴的青石板路上，落入江南的草野荒丘，在不为人知(zhi)的晨(chen)昏(hun)里，悄然(ran)地生了根，发了芽。他们开着他乡(xiang)的花，结着田园(yuan)的果(guo)，在每一个朝夕日暮围炉饭酒，看尽情面(mian)冷暖，终将他乡(xiang)过成了田园(yuan)。百顺(shun)堂的梅花年复一年地开，鸳鸯(yang)湖的水鸟岁岁自在往复，徽州人将新(xin)安江的溪声(sheng)月影折进运河的柔波，把黄山(shan)松涛谱(pu)作杭、嘉、湖平原(yuan)上的稻浪簌簌。回首桑梓(zi)，徒萦归梦，那(na)些深藏在心(xin)底的悬念，却犹如(ru)时光的暗流，在历史的长(chang)河里静静流淌……

（本文照片为王(wang)振(zhen)忠所摄，所有图片触及的文献皆(jie)为私家(jia)保藏，“1662年之后的嘉兴府”图则由李甜协助(zhu)绘制，特此谨申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