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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抵抗”——让(rang)-伊(yi)夫(fu)·弗雷蒂涅这本(ben)安东尼奥·葛兰西传记(ji)的题目取得不(bu)能再好了，它出色地描绘了这个非凡的人物(wu)。
不(bu)理解和重建20世纪(ji)上半(ban)叶的政治(zhi)史，就没(mei)法理解和重建葛兰西的生平。的确，从许多方面来看，葛兰西悲剧的一生反(fan)映了自由(you)主义政权在向(xiang)民主社会转(zhuan)变上的失败。作为这一失败的受(shou)害者，葛兰西致力于想(xiang)象在一个由(you)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cheng)的系统中，自治(zhi)能起什么作用，因(yin)此，他(ta)也就放弃了消除阶级和统一社会经济的目标。葛兰西理解，在西方，在社会分化和多元主义已经落地生根的情况下，雅各(ge)宾(bin)派的革命(ming)时刻(ke)已经过(guo)去了。他(ta)的目标是找出在不(bu)完全否定自由(you)主义秩序的历史遗产，不(bu)完全否定先于自由(you)主义和资本(ben)主义秩序的法律、政治(zhi)文化的情况下，自由(you)主义秩序还能承受(shou)什么根本(ben)上的改(gai)造。在葛兰西的历史主义进路（这一进路不(bu)必背(bei)负(fu)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决定论负(fu)担）中，有足够的空间来表达一个政治(zhi)意志，也有足够的空间来让(rang)那个意志适应特定的语境。换言之，社会主义改(gai)造不(bu)可能是社会力量机械(xie)运作的结果，必须由(you)党(dang)和知识分子(zi)来设计它、把它理念化、想(xiang)象它，这样，社会力量才能成(cheng)为能动的政治(zhi)主体(ti)，对自身进行改(gai)造。葛兰西从南意大利失败的革命(ming)中学到(dao)的一个教训是，把革命(ming)的理念强加于一个社会而不(bu)关注其历史特性，可能破坏其真正变革的潜能。
葛兰西
在1796年(nian)拿破仑发动第一次意大利战争(zheng)期间，那不(bu)勒斯的雅各(ge)宾(bin)势力对波(bo)旁国王发起反(fan)叛并于1799年(nian)1月宣布成(cheng)立帕尔特诺普(pu)共(gong)和国，后者的名字源于古希腊殖民地帕耳(er)忒诺珀，也就是那不(bu)勒斯城的前身。这个共(gong)和国国内没(mei)有真正的选民，其存在完全依赖于法军的力量；领导这个共(gong)和国的是一帮(bang)有文化的开(kai)明贵族，他(ta)们空谈理论而理想(xiang)主义，对自己国家(jia)的下层阶级几乎(hu)一无所知，而他(ta)们的事业(ye)的成(cheng)功，又在根本(ben)上取决于后者的同意。在教会的攻击（在俄国、英国和土耳(er)其的支持下，教会发动农民反(fan)对共(gong)和国）下，南意大利的“民主化”进程一败涂地。文森佐·库柯(ke)(Vincenzo Cucco)的《关于1799年(nian)那不(bu)勒斯革命(ming)的历史论文》(Saggio storico sul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del 1799) 提供了一个关于那个短(duan)命(ming)共(gong)和国的现(xian)实(shi)主义的、批判的叙述并指出，它失败的原(yuan)因(yin)，恰恰在于其革命(ming)精英身上的那种雅各(ge)宾(bin)式的抽象。他(ta)们完全脱离了人民——在理论上正确，在实(shi)践上错误(wu)。解放人民却又不(bu)影响、塑(su)造他(ta)们的意见意味着(zhe)把地盘拱手让(rang)给复辟的波(bo)旁王朝的反(fan)动意识形态，后者在政治(zhi)上的严厉压迫(po)将在未来的数(shu)十年(nian)里阻碍南方的自由(you)主义改(gai)革——2003年(nian)，美国在试图对伊(yi)拉克(ke)输出民主的时候也引发了同样的后果。
在库柯(ke)的“被动革命(ming)”理论的基础(chu)上，葛兰西认为，一个意志，若只是历史力量的工具性载体(ti)，那它大抵是非政治(zhi)的、抽象的，最终也是无效的。作为意大利人文主义（其主要参照点在文艺(yi)复兴早期）的传人，葛兰西设想(xiang)了一条政治(zhi)上的通往社会改(gai)造之路，这条道路既不(bu)依赖主观(guan)的意志，也不(bu)依赖客观(guan)的社会科学。对他(ta)来说，就像对尼科洛(luo)·马基雅维利来说一样，政治(zhi)行动是人为认识和行动，以(yi)及，最重要的是，为从行动的观(guan)点来看的知识而创造出来的最精致的东西。在这个文化环境中，葛兰西发展出他(ta)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学者和作为一位政治(zhi)领袖(xiu)的心智。最主要的是，在这个文化环境中，饱受(shou)束缚(fu)之苦的他(ta)发展出一套(tao)抵抗束缚(fu)的最有效的策略。
那种永远不(bu)能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的极端现(xian)实(shi)条件——监狱——是作为解放的艺(yi)术和科学的政治(zhi)行动的范式。葛兰西的一生本(ben)质上就是对这个范式的一种再现(xian)。的确，没(mei)有哪个词(ci)能比“监狱”更好地表达葛兰西的个人生活和政治(zhi)生活的连结了。他(ta)一生辗转(zhuan)于各(ge)种监狱，监狱是他(ta)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政治(zhi)范畴(chou)——庶民性和霸权——的来源。
《生活就是抵抗》英文书封
葛兰西是战士，不(bu)只是反(fan)对法西斯主义的战士，早在法西斯主义当政前，他(ta)就已经在战斗了。他(ta)一生都在为道德和政治(zhi)的自主而战，他(ta)很早就知道观(guan)念是不(bu)完美的工具，人为扩展自己在冷漠环境（这个环境的运行逻辑不(bu)关心人对自由(you)的追求，并且只可能间接地服务于人的目标）中自治(zhi)的能力而设计、改(gai)进观(guan)念。这是葛兰西从他(ta)钟爱的诗人贾(jia)科莫·莱奥帕尔迪和他(ta)最欣赏的哲学家(jia)马基雅维利那里学来的一课(ke)。毫不(bu)夸张地说，葛兰西一生辗转(zhuan)于监狱，而追求自主，是他(ta)一生都在做的，对付和抵抗监狱的练(lian)习。
葛兰西发现(xian)自己被关进的第一座监狱是他(ta)自己的身体(ti)，或者更广泛(fan)地说，是他(ta)在故乡撒丁岛的日常生活这座监狱。后来的其他(ta)监狱则更直接地影响了他(ta)的意志和行动，这些监狱包括：他(ta)身为贫困大学生在都灵的经历，他(ta)在法西斯主义牢(lao)狱里的生活，以(yi)及他(ta)和国内外共(gong)产主义运动的隔离。监狱的类比也和他(ta)被迫(po)面对和主动选择面对的挑战相符，这种必然性与自主的混合，也是他(ta)的哲学和他(ta)对政治(zhi)的构想(xiang)的标志。葛兰西本(ben)人把那些形形色色的监狱诠释(shi)为考验，它们锻(duan)炼了他(ta)的意志，逼他(ta)用适当的（马基雅维利会说“有效的”）方式调查事实(shi)。他(ta)接受(shou)了斯多葛派的准则：人应该在认识到(dao)自己能做什么的基础(chu)上决定自己该做什么。遵循这一准则，他(ta)把自己所受(shou)的束缚(fu)，变成(cheng)了解放的机会——对他(ta)来说，有效地或者说政治(zhi)地思考，就是练(lian)习对不(bu)允许自由(you)选择、只提供固定选项的现(xian)实(shi)进行智力上的抵抗。就像我们从葛兰西的著作和书信中得知的那样，知道你能做什么，也就理解了你所处的社会条件或其他(ta)条件，这样，你做的事情就必然是你必须做的事情了。早在读到(dao)马克(ke)思的作品前，葛兰西就把他(ta)的监狱变成(cheng)了斯宾(bin)诺莎哲学的代表，而我们也可以(yi)把它对社会变革的构想(xiang)置入(ru)这个内在的框架。我们可以(yi)扩展葛兰西的固定行动意志论，把马基雅维利著名的fortuna和virtù的辩证也包括进去，后者也不(bu)知偶然和任意的自由(you)为何物(wu)。
被葛兰西奉为座右铭的名言“理性的悲观(guan)主义，意志的乐(le)观(guan)主义”使哲学成(cheng)为一个有效的答案，它既能回答理想(xiang)主义的唯意志论，又能回答令(ling)人不(bu)安的宿(xiu)命(ming)论，这两条思路（分别）指导着(zhe)当时意大利的最高纲领派社会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实(shi)证派社会主义者。葛兰西的个人的和政治(zhi)的生活经验类似于一个实(shi)践哲学培训学校。实(shi)践哲学的目标，是通过(guo)在原(yuan)本(ben)对人的欲望充耳(er)不(bu)闻的环境中提出“正确的”问题、给自己“正确的”目标，来获得能够改(gai)变意志的活力和激情。这种在某种意义上说既激进又革命(ming)的规范现(xian)实(shi)主义影响了他(ta)的政治(zhi)。
就像我们从《生活就是抵抗》中得知的那样，葛兰西生于边缘的边缘。在19世纪(ji)末(mo)，意大利是欧洲的边缘。葛兰西出生于撒丁岛，而撒丁岛本(ben)身又是意大利的边缘，从地理、政治(zhi)、文化和经济上说都如此。撒丁岛人大多是农民和牧民，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行政部门和采矿业(ye)工作。采矿业(ye)也许是撒丁岛和欧陆工业(ye)系统最重要的关联了。国家(jia)在岛上最可见的存在，是一支由(you)警(jing)察机器和官僚(liao)组成(cheng)的强制(zhi)性行政势力。按等(deng)级划(hua)分的权力关系和对警(jing)察的服从支配了所有社会关系，肯定也支配了农业(ye)劳动关系，后者数(shu)个世纪(ji)以(yi)来一直在结构上以(yi)地主对半(ban)奴隶的农民及其家(jia)人的支配为基础(chu)。
葛兰西是撒丁岛吉拉尔扎区注册(ce)部门的一个小职员弗朗西斯科·葛兰西的第四个儿(er)子(zi)，从小就过(guo)着(zhe)贫苦困难的生活。葛兰西幼年(nian)多病，很早就辍了学，身体(ti)的畸形也加重了他(ta)的痛苦。吉拉尔扎是最早束缚(fu)他(ta)的监狱之一：在给妻子(zi)的一封信中，他(ta)回忆了他(ta)们村的阶级结构，和他(ta)作为一个因(yin)为太穷(qiong)上不(bu)起好学校的聪明孩子(zi)遭受(shou)的后果。这种屈服带来的心理影响，经过(guo)几代人的强化，变成(cheng)了屈辱(ru)和宿(xiu)命(ming)论，麻痹了个体(ti)的和集体(ti)的解放行动。
葛兰西的第二座监狱是他(ta)的身体(ti)。他(ta)天生驼背(bei)，个子(zi)矮小得近乎(hu)于侏儒。小时候，为拉伸(shen)他(ta)的四肢，他(ta)的父母常把他(ta)吊到(dao)昏(hun)暗厨房的天花板上，每天吊上几个小时。可最终，他(ta)还是那样——在像监狱一样使他(ta)做不(bu)了年(nian)轻人渴(ke)望、喜欢做的事情的身体(ti)中，束缚(fu)着(zhe)一个聪明的头脑和一个顽强的意志。终其一生，他(ta)都不(bu)得不(bu)监视和控制(zhi)自己的身体(ti)、根据它来调整自己的意志而斗争(zheng)。但调整意志，不(bu)是要认命(ming)般地向(xiang)身体(ti)屈服，而是为了统治(zhi)身体(ti)。他(ta)的身体(ti)训练(lian)了他(ta)，使他(ta)学会从自己的环境出发能问什么、不(bu)能问什么，以(yi)及，怎样抵抗并非他(ta)创造的现(xian)实(shi)强加给他(ta)的头脑和意志的必然性。必然性和自由(you)的结合，就好比是他(ta)自我塑(su)造的道德教科书的第一章。看似自然的阶级屈服的宰制(zhi)，生理缺陷的支配——葛兰西在年(nian)轻时就有意识地发现(xian)了这些监狱的存在。必然性决定了、但没(mei)有否定他(ta)的意志：这个斯宾(bin)诺莎式的感悟(wu)，是葛兰西从他(ta)的早年(nian)学到(dao)的第一课(ke)。
不(bu)过(guo)，为葛兰西的政治(zhi)和社会思想(xiang)提供起点的，是他(ta)在边缘的生活：他(ta)给了那个边缘一个名字，“南方”。南方——意大利南部，对葛兰西来说，它变成(cheng)了世界上所有“南方”的范式——不(bu)但意味着(zhe)一种屈服和支配的条件，也意味着(zhe)一种抵抗的经验和一种对解放的渴(ke)望。南方不(bu)是由(you)工业(ye)经济、结构化的阶级和一个被赋予了对自身解放潜能的意识的无产阶级构成(cheng)的。葛兰西创造了“庶民性”这个术语。南部的意大利人和这个国家(jia)以(yi)及世界其他(ta)地方的人可以(yi)把“庶民性”和服从转(zhuan)化为解放的条件，但转(zhuan)化的基础(chu)，不(bu)是马克(ke)思的阶级斗争(zheng)。在葛兰西看来，南方对支配的屈服是双重的：它受(shou)到(dao)的支配既来自于内部（地主和财主，以(yi)及家(jia)庭内部的父权关系）也来自于外部（北方或大多数(shu)工业(ye)和发达地区）。那个支配的心理结构本(ben)身就是维持支配的工具，因(yin)为它让(rang)人们觉得、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纯粹(cui)出于偶然——或者，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命(ming)中注定的”和“自然的”。在那个心理结构的培训下，庶民默认了自己受(shou)到(dao)的支配，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和心智的自主，失去了自己的欲望和语言。在他(ta)们那里没(mei)有反(fan)抗，只有为生存而做出的功能性的调整：在那种“自然的”社会生活的背(bei)景下，葛兰西想(xiang)理解通过(guo)政治(zhi)可以(yi)唤醒和组织什么力量。认识那看似自然的条件的社会根源，是理解能带来真正变革的政治(zhi)手段的起点。葛兰西在这些庶民性的条件中寻找一种有效的解放模式，他(ta)从大众文化和语言开(kai)始找起。
反(fan)抗还不(bu)够。南方人持续反(fan)抗却从未得到(dao)解放，也就是说，他(ta)们一直没(mei)有自治(zhi)的能力。解放要求建构一套(tao)替(ti)代性的政治(zhi)实(shi)践和社会关系。葛兰西相信，因(yin)为他(ta)们的庶民立场处在一种塑(su)造其意志、剥夺其目标的社会秩序中，所以(yi)，南方人民必须从内部开(kai)启解放进程——就像他(ta)本(ben)人在试图把自己的心智从有缺陷的身体(ti)中解放出来时做的那样。因(yin)为他(ta)的缺陷不(bu)是单靠意志就能改(gai)变的，所以(yi)，试图拉伸(shen)他(ta)的四肢是没(mei)用的。事实(shi)上，那样的努力是自我挫败的。“没(mei)用的”反(fan)抗会引起一种无能感，并最终使人听天由(you)命(ming)地、沮(ju)丧(sang)地默认自己不(bu)想(xiang)要的条件。类似地，南方的庶民想(xiang)通过(guo)抵制(zhi)和反(fan)抗来把他(ta)们的锁(suo)链拉开(kai)也是没(mei)用的；他(ta)们必须改(gai)变自己的性质，通过(guo)理解他(ta)们的条件之所以(yi)一直没(mei)有变化是因(yin)为他(ta)们自己在无意中促成(cheng)了那些条件——因(yin)此，他(ta)们的条件不(bu)是自然的而完全是人为的或者说社会的——他(ta)们就能做到(dao)这点。葛兰西认为，这个发现(xian)会带来变革的可能性。而相反(fan)，他(ta)相信，对主人和警(jing)察的本(ben)能的、突发性的反(fan)抗只会以(yi)强化压制(zhi)而告终。
葛兰西从边缘（从任何边缘）出发的任务是理解怎样通过(guo)改(gai)变被迫(po)屈服的人民的伦理和文化习惯来改(gai)变一个被迫(po)屈服的社会。他(ta)认为，通过(guo)从内部理解支配的逻辑和策略，通过(guo)看到(dao)这点——自由(you)和正义的原(yuan)则与其说是从外部或自上而下地强加给被支配人民的，不(bu)如说可能来源于大众文化——我们就能解决那种关于庶民性的顽固的宿(xiu)命(ming)论。这是他(ta)从文森佐·库柯(ke)对上文提到(dao)的1799年(nian)帕尔特诺普(pu)共(gong)和国的失败的历史分析(xi)中学到(dao)的一课(ke)。从外部强加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原(yuan)则，会引起反(fan)革命(ming)，给民众反(fan)对那些原(yuan)则、珍视传统价(jia)值(zhi)和反(fan)自由(you)主义和共(gong)和自由(you)的支配系统的理由(you)。
在以(yi)大学生的身份搬到(dao)都灵后，葛兰西开(kai)始思考这个支配和失败的解放的逻辑。在20世纪(ji)初，都灵是意大利工业(ye)最发达的城市，是菲亚特、汽(qi)车工业(ye)之家(jia)。它吸引了来自其他(ta)许多城市和地区的工人。考虑到(dao)意大利地区传统、历史和方言显著的文化多元性，我们可以(yi)说，都灵是一个移民的熔炉，在这样一个地方，结社和统一的意图只可能来自于政治(zhi)。的确，都灵也是葛兰西和政治(zhi)相遇(yu)的地方。它是各(ge)种有组织协会、（右翼和左翼）政党(dang)、文化圈、期刊、杂志之家(jia)，也是街头示威、与警(jing)察或反(fan)对派政治(zhi)团体(ti)的冲突频发之地。都灵是一座动荡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是一场政治(zhi)冲突和参与式民主的实(shi)验。
葛兰西搬到(dao)都灵，成(cheng)为都灵大学文学和哲学系的一名学生。受(shou)意大利地区语言多样性研究吸引，他(ta)想(xiang)研究方言、民俗和大众文化。今天，我们会把这些话(hua)题归(gui)类到(dao)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之下，但对葛兰西来说，它们代表了通往社会与政治(zhi)改(gai)革之路。对自己的学生生活，葛兰西不(bu)是特别满意，那种生活孤独并与城市社会生活失去了联系。他(ta)觉得自己像移民，在边缘的条件下生活，那种条件近乎(hu)于监狱，而他(ta)也通过(guo)政治(zhi)的艺(yi)术，通过(guo)成(cheng)为政治(zhi)领袖(xiu)来加以(yi)反(fan)抗。
他(ta)在都灵最小的广场之一卡利纳广场上一栋(dong)楼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生活。他(ta)在广场上聚(ju)集汽(qi)车工业(ye)的工人，和他(ta)们展开(kai)坦诚而开(kai)放的对话(hua)，讨(tao)论各(ge)种具体(ti)的政治(zhi)和理论问题，如与工厂工作条件相关的自由(you)权和工作场所的民主。葛兰西的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意在从工人那里引出大学生一般从书本(ben)得来的想(xiang)法和判断。葛兰西想(xiang)建立一个由(you)教师和领袖(xiu)组成(cheng)的工人贵族，其目标是领导工人同志亲自理解自己屈服的理由(you)和自身的解放潜能。他(ta)相信，建立工人贵族是通往解放之路：不(bu)是把真理强加于人民，而是领导人民在心中认识和把握(wo)真理。
今天，我们会把这称作培养自主。葛兰西把这个进程定义为“霸权”：把人民从支配中解放出来要求人民改(gai)变其解读自身条件的方式，并因(yin)此而改(gai)变其价(jia)值(zhi)系统。“霸权”这个词(ci)源自希腊语；它现(xian)在通行的用法，出自于希罗多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zheng)的叙述。希罗多德用这个术语来描述雅典人强加于其盟友——那些理论上是地位平等(deng)的伙伴(ban)的城邦国家(jia)——的支配关系。今天，这个词(ci)主要用于国际关系，指强国及其势力范围内（虽然没(mei)有被它占领或征服）的国家(jia)之间的关系。“霸主”是支配者的名称，霸权则是这样一种政治(zhi)，它旨在不(bu)使用明确、直接的强迫(po)实(shi)践，通过(guo)共(gong)识和追随使自己得到(dao)服从。霸权就是赢得臣民同意的支持，而此时，臣民也不(bu)再被动地受(shou)支配。就像我们在希罗多德以(yi)戏剧化的方式描写的伯利克(ke)里的葬礼演说中读到(dao)的那样，雅典人想(xiang)成(cheng)为全希腊的学校，而非强加给他(ta)们的主人。在二战后的几十年(nian)里，美国是西欧的霸主。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领导地位不(bu)是通过(guo)单纯地使用武力（虽然它的确推(tui)翻了一些不(bu)友好的政府），而是通过(guo)成(cheng)为文化的“北极星”及其臣民的政治(zhi)理念和心态的启发者得来的。一个国家(jia)受(shou)美国影响意味着(zhe)，它的人民听美国的音乐(le)，看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用属于美国的大众文化和语言的词(ci)与术语（如今，还包括通信技术）。
葛兰西的时代有霸权文化吗？有：葛兰西毫不(bu)怀疑(yi)，他(ta)的同胞也和其他(ta)欧洲人和美国人一样，生活在自由(you)主义和资本(ben)主义的霸权之下，他(ta)认为，只要注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和提到(dao)的语言和价(jia)值(zhi)——他(ta)们读什么，持什么意见，甚至是他(ta)们表达自己私人经验中的情绪和情感的方式——就能觉察这点。
怎样让(rang)人像自己的主人一样行动呢？这是霸权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因(yin)此也要求我们理解共(gong)识和合作的机制(zhi)。成(cheng)熟的自由(you)主义社会依赖的，就是这种服从机制(zhi)。我们可以(yi)调整此逻辑以(yi)适应一个不(bu)同的社会计划(hua)吗？这个社会计划(hua)将给予这样的价(jia)值(zhi)：不(bu)是让(rang)人民中的某个阶级，而是让(rang)整个共(gong)同体(ti)感到(dao)满足。
葛兰西用“霸权”这个词(ci)来指通过(guo)政治(zhi)文化、通过(guo)解放庶民的心智来获得解放的计划(hua)。为理解我们可以(yi)成(cheng)就什么，我们需要真正地对自己，对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对我们必须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做出反(fan)应意味着(zhe)什么有所意识。根据葛兰西，庶民需要给自己受(shou)规范理想(xiang)启发的、能够实(shi)现(xian)的预期。他(ta)们不(bu)应该给自己不(bu)可企及的或纯属乌托邦的目标，但他(ta)们也不(bu)应该给自己统治(zhi)阶级及其无处不(bu)在的价(jia)值(zhi)强加给他(ta)们的目标。
这就是从庶民性中得解放的艰(jian)难任务。它难，是因(yin)为人民需要给自己适当的目标，这样他(ta)们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实(shi)现(xian)这些目标。对于认识我们能成(cheng)为什么和能做什么来说，认识我们是什么是必不(bu)可少的：基于这种内在的哲学，葛兰西的结论是，在西方，暴力革命(ming)或直接革命(ming)不(bu)合适，霸权将完成(cheng)颠覆支配系统的革命(ming)任务。众所周知，在群(qun)众战争(zheng)——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写作的葛兰西区分了运动战和阵(zhen)地战。因(yin)此，身为学生，他(ta)对理解人吸收意义、形成(cheng)语言习惯、交流(liu)和互相影响的方式感兴趣。葛兰西认为，大众文化、方言、风俗和民俗是仓(cang)库，我们可以(yi)在里面找到(dao)处在社会中的人能做的事、他(ta)们用来理解他(ta)们做的事的意义和象征，以(yi)及他(ta)们和其他(ta)人联系的方式。所以(yi)，解放——或者说它的反(fan)面，即支配和对屈服的认命(ming)般的接受(shou)——的潜能就在于大众文化。
出于这个理由(you)，葛兰西强烈批评了“传统知识分子(zi)”或那些号称自己因(yin)知识和能力而在地位和文化上高人一等(deng)的聪明人。这些传统知识分子(zi)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权群(qun)体(ti)，为社会上更高级的人群(qun)写作；他(ta)们不(bu)关心文化能够怎样反(fan)映和改(gai)变世界，因(yin)为他(ta)们对改(gai)变人的心态不(bu)感兴趣，实(shi)际上，他(ta)们对普(pu)通人的生活，普(pu)通人思考、爱、祈祷和感受(shou)的方式一无所知。他(ta)们也不(bu)想(xiang)知道。根据葛兰西，“传统知识分子(zi)”会妨碍或阻挠解放，因(yin)为他(ta)们想(xiang)维护高低文化之分，不(bu)想(xiang)创造一种广泛(fan)的（国民性的）大众文化。因(yin)此，葛兰西面临的挑战是，重新统一知识分子(zi)和普(pu)通男女、高文化和大众文化。他(ta)的霸权计划(hua)就取决于这种合作的实(shi)现(xian)；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事业(ye)。
葛兰西的众多狱中笔记(ji)
在18世纪(ji)，意大利哲学家(jia)詹巴(ba)蒂斯塔·维柯(ke)在其《新科学》中写下的文字将对葛兰西产生深刻(ke)的影响。葛兰西引用维柯(ke)来解释(shi)自己关于知识分子(zi)的真正作用的想(xiang)法。维柯(ke)和葛兰西提倡(chang)的那种知识分子(zi)相当于是一个新的梭伦。梭伦是古雅典民主革命(ming)的领袖(xiu)，通过(guo)教导自己的公(gong)民同胞，让(rang)他(ta)们知道自己和贵族地位平等(deng)，梭伦领导雅典人走向(xiang)政治(zhi)自由(you)。就像维柯(ke)在《新科学》中写到(dao)的那样，梭伦是“平民的党(dang)派领袖(xiu)”。他(ta)想(xiang)把雅典的政治(zhi)系统从贵族制(zhi)变成(cheng)民主制(zhi)，为做到(dao)这点，他(ta)首先必须把穷(qiong)人从债务中解放出来。雅典的穷(qiong)人已经变成(cheng)了他(ta)们的债主的奴隶。债使他(ta)们和他(ta)们的子(zi)女一代又一代地陷入(ru)奴役(yi)。诗人梭伦试图给他(ta)们正确的词(ci)来形容自己的解放：他(ta)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zi)，或者，用维柯(ke)的话(hua)来说（葛兰西在他(ta)早期的论文《社会主义与文化》中采用了这种说法），一个说普(pu)通人的语言而非深奥语言的“有俚俗智慧的圣人（saggezza volgare）”（俚俗源自拉丁语的vulgus，意为“普(pu)通人”）。
在普(pu)通人的语言中，智慧意味着(zhe)高于俚俗。但梭伦的“俚俗智慧”能够克(ke)服贵族的权力和他(ta)们高高在上的态度(du)。为在政治(zhi)中保持更大的权力，贵族想(xiang)让(rang)人们相信，贵族“出身神圣”或更高级，俗人、平民应该崇拜贵族，接受(shou)自己被支配的条件并默然服从。梭伦则提出异议，让(rang)人们反(fan)思并意识到(dao)他(ta)们都有和贵族一样的人性，并因(yin)此而应该在公(gong)民和政治(zhi)权利上与贵族平等(deng)。葛兰西的知识分子(zi)模型正是这种“有俚俗智慧的圣人”，他(ta)能和庶民对话(hua)，使他(ta)们理解到(dao)，他(ta)们不(bu)需要接受(shou)他(ta)们的生活状(zhuang)况，不(bu)需要屈服。“霸权”的意思就是颠覆一个既存的社会政治(zhi)系统，而不(bu)是单纯的反(fan)抗。
这是最重要的。人们必须相信自己和他(ta)们认为高自己一等(deng)的人平等(deng)，因(yin)为只有这样，他(ta)们才会给自己可以(yi)去为之而斗争(zheng)的目标。在这里，意识形态的作用显得特别有力。梭伦的政治(zhi)的结果是真正的革命(ming)，因(yin)为它不(bu)仅改(gai)变了统治(zhi)者：向(xiang)民主的转(zhuan)型不(bu)但改(gai)变了被迫(po)服从的阶级，还改(gai)变了整个雅典社会。它不(bu)但改(gai)变了制(zhi)度(du)，更重要的是，它还改(gai)变了人们对于同一个群(qun)体(ti)内、同样的性格和性质下的存在状(zhuang)态的意识。而使不(bu)完美的、永远需要维护的制(zhi)度(du)变得有意义、强大而持久的，正是这样的意识或信念。相信意味着(zhe)文化态度(du)的变化，意识形态做的就是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葛兰西的霸权哲学始于边缘。在葛兰西那里，边缘变成(cheng)坩埚，熔炼出在永远不(bu)会被所谓的高文化全面渗透的大众文化中、通过(guo)这种大众文化来实(shi)现(xian)的新形式的生活计划(hua)和新形式的解放潜能。和葛兰西的监狱（真实(shi)的和修(xiu)辞意义上的）一样，艰(jian)难、贫困和孤独的生活，也可以(yi)成(cheng)为获得一种不(bu)依赖从外部强加的抽象模型的自由(you)的机会。革命(ming)一般从先锋，从少数(shu)人开(kai)始。不(bu)是因(yin)为这些人高人一等(deng)，而是因(yin)为他(ta)们也许更加顽强，或是因(yin)为他(ta)们处于更加深刻(ke)的绝望——理由(you)是多方面的。人不(bu)会突然就全体(ti)获得解放。解放的进程是渐(jian)进的、多样的，是用普(pu)通人的语言来表达的；解放没(mei)有线性的轨道。葛兰西会说，必须以(yi)能让(rang)人们的观(guan)念联合、相遇(yu)、合作的方式把人组织起来。对他(ta)来说，这就是政治(zhi)活动的意义，这就是创造由(you)共(gong)享的意义和目的组成(cheng)的意识形态网络的意义。葛兰西认为，组织至关重要，因(yin)为社会变革需要以(yi)有意识的意志和坚决的行动、以(yi)智识与文化的分析(xi)、以(yi)政治(zhi)的策略活动为基础(chu)。组织要求首先建立政党(dang)：在葛兰西心中，党(dang)类似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党(dang)就像是“集体(ti)的君主”，其目标，是把制(zhi)度(du)和社会从那些像“外国的”代理一样把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人民的原(yuan)则中解放出来。
不(bu)过(guo)，不(bu)应把组织和同质性混为一谈。同质性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应该在思想(xiang)和信念上保持一致。虽然使用了列宁的语言并且非常看好先锋队的领导和策略作用，虽然把霸权的社会构想(xiang)为一个“总(zong)体(ti)”，但是，葛兰西的目标不(bu)是同质性，他(ta)也不(bu)认为自治(zhi)的终点必然是驯顺的共(gong)同体(ti)或只有一个想(xiang)法的百姓。他(ta)从未压制(zhi)过(guo)反(fan)抗的精神，从青年(nian)时代起，这种精神就一直陪伴(ban)着(zhe)他(ta)。葛兰西认为自发的反(fan)抗是福，这样的反(fan)抗就像是可以(yi)点燃篝火的火花。他(ta)在儿(er)时就感受(shou)到(dao)了反(fan)抗的本(ben)能，这个本(ben)能也把他(ta)从一种被动地默然接受(shou)不(bu)幸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根据朱(zhu)塞佩·费奥里的复述，葛兰西曾问：“是什么阻止我变成(cheng)一个古板的人？”他(ta)的回答是：“反(fan)抗的本(ben)能”。在撒丁岛生活的时候，在都灵为工人组织而斗争(zheng)的时候，在狱中的时候，他(ta)的感觉都一样。他(ta)一生辗转(zhuan)于监狱，但他(ta)从不(bu)认命(ming)；他(ta)从未听天由(you)命(ming)地接受(shou)自己的条件，反(fan)叛的精神是拯救他(ta)的祝福。
1926年(nian)，在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他(ta)知道自己将在那里度(du)过(guo)余生。在那漫长的十年(nian)里，他(ta)在一间狭小的牢(lao)房里生活，每天，他(ta)都会逼自己做同样的事情：葛兰西给自己的生活强加了一个规律。每天早上，他(ta)会在同样的时间起床，在同样的时间喂来牢(lao)房找他(ta)的鸟。他(ta)试图在同样的时间吃饭，在同样的时间阅读。他(ta)为抵抗从外部强加给他(ta)的监狱而创造出他(ta)自己的监狱。他(ta)理解，通过(guo)这种日常的斗争(zheng)，他(ta)能够避免接受(shou)自己的条件、向(xiang)必然性屈服。这是一堂在极端的束缚(fu)条件下上的反(fan)抗课(ke)。
不(bu)过(guo)，对葛兰西来说，自由(you)权不(bu)止于反(fan)抗。反(fan)抗是闪光的信号，它表明那里有东西，但它不(bu)是解放故事的结局。的确，解放的进程没(mei)有重点：解放始于人意识到(dao)自己在错误(wu)的地方、做错误(wu)的事情、被错误(wu)地对待的那一刻(ke)。在这个意识的帮(bang)助下，人认识到(dao)自己可以(yi)抵抗那些告诉自己这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必须适应的人强迫(po)自己接受(shou)的不(bu)公(gong)平的要求。当被支配的人变成(cheng)自己的义务的保卫者，支配也就取得了胜利。但在那所谓的监狱中，人也能靠自己，创造出自己的抵抗。就像葛兰西在把自由(you)描述为一种将经年(nian)累月地持续，特别是在艰(jian)难困苦中持续的条件，而非反(fan)抗闪光的那一刻(ke)的时候做的那样。
博洛(luo)尼亚，2020年(nian)8月
*本(ben)文翻译自Nadia Urbinati, “Foreword”, in Jean-Yves Frétigné, To Live Is to Resist: The Life of Antonio Gramsci, translated by Laura Marri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pp. ix-xxii. 作者持有原(yuan)文版权，译文得到(dao)作者许可。
娜迪亚·乌尔比纳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zhi)学系政治(zhi)理论教授，研究领域为当代政治(zhi)思想(xiang)和民主与反(fan)民主传统，著有《我，人民：民粹(cui)主义是怎样改(gai)变民主的》(Me The People: How Populism Transforms Democracy, 2019)、《面目全非的民主：意见、真理和人民》(Democracy Disfigured: Opinion, Truth and the People, 2014)、《代议制(zhi)民主：原(yuan)则与谱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rinciples and Genealogy, 2006)等(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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